原标题:《第二十条》能否解“秋菊”之困?

张艺谋新片《第二十条》能否解“秋菊”之困?

细数春节档的几部电影,《热辣滚烫》真诚励志,“贾玲减重一百斤”的话题霸屏许久,这背后不光是艰辛与转型,也是流量与资本,可是,就我自己看来,胖与瘦各美其美,那才好。《飞驰人生2》是韩寒又一部赛车题材电影作品,同样的人与事演绎出不同内涵,实现了从“少年叙事”走向“中年突围”。《熊出没之逆转未来》则是一部合家欢动画电影,拥有稳定的受众群体,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。我把自己的那张电影票投给了《第二十条》,想看看它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,怎样讲述一个反映严肃现实的故事?


《第二十条》聚焦刑法第二十条,第二十条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文。究竟是不法侵害还是正当防卫,现实中有不少典型案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。“正当防卫”法律背后潜藏的公理人情,使得一些学者、律师站出来,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工作。《第二十条》的出品方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,但它并非就是一部法治片,而具有喜剧特色与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剧情片,尤其在思想上彰显出平民意识与正义伦理。


电影由三个案件组成:公交车司机见义勇为,被判故意伤害罪;王永强被村中恶霸胁迫欺凌,捅伤对方;高中生韩雨辰目睹校园霸凌,挺身而出,因打伤了霸凌者从而陷入了被动境地。三个事件因永恩市挂职检察官韩明(雷佳音饰)而串联了起来,第一个是他曾经办理过的案件,司机获刑三年后,坚持上访;第二个是他在挂职工作中正要面对的案件;第三个是他儿子正在遭遇的处境。过去与现在,事业与家庭,法理与人情,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,让一个微胖、略油的中年公务员捉襟见肘。


该片完全摒弃了个人英雄式的创作方式,将平民意识贯穿于普通人物的塑造与日常生活的表达之中。作为从县到市挂职的检察官,韩明在体制内生存,盼望官升一级,大部分时间他唯唯诺诺、瞻前顾后,是一个现实且懦弱的普通人。如果说韩明在片尾听证会上激情洋溢的陈述让他有了一点英雄气概,我也更愿意将其视为普通人受到诸如初恋、儿子、证人等多种感召后的应激反应。


副检察长、刑警队长、主审检察官等人物没有超越体制的权力或者救济苍生的能力,而是在现有结构中小心翼翼地活着,显得具体而真实。由马丽饰演的韩明妻子,通过演员的喜剧素养有效增强了影片的喜剧色彩。韩明夫妻间的拌嘴承担了该片的大部分笑料,虽然场景略显聒噪,但也正是这种咋咋呼呼的唇枪舌战化解了一部分沉重、压抑的气氛。以喜感包裹严肃内核,不失为进军春节档的一种安全策略。


正义伦理是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思想内核。如果说影片的平民意识是一种生活关怀,而正义伦理则是一种生命关怀。刑事案件的背后是生命冲突,参与者孰是孰非,需要给出公正的审判。法律条款简洁而权威,而案件的具体情境各不相同,均涉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、生死离别与人伦关系,需要根据实情予以判断与裁决。影片中,郝秀萍夫妇的悲惨处境惹人疼惜,也最能代表情与法之间的制衡。光天化日之下,郝秀萍的丈夫被拴在自家院里,而她长期被恶霸凌辱,无力反抗。丈夫失手杀死恶霸,她带着女儿四处逃窜,为了息事宁人,她站在楼顶决绝一跳,用生命当作最后的筹码。


20世纪政治哲学家罗格斯认为,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,就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。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,并要考虑到差异原则。正义分为两个部分,第一部分是理想的部分,确立了组织良好的社会原则;第二部分是非理想部分,即解决现实中的不正义问题。郝秀萍是被不正义伤害的个体,而她又是被侵害的弱势群体的缩影。在电影《第二十条》中,正义没有让步。检察官强调:“法,不能向不法让步。”“我们办的不是案子,是别人的人生。”绝望的人在死亡边缘被拯救,善良的人在冰冷囹圄被解救,影片将法律、伦理、正义巧妙融合,回应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。


影片结束,屏幕上显示“张艺谋导演作品”,突然觉得有些魔幻。整个观影过程中并没有太明显的“张艺谋色彩”,导演对视觉效果的极致追求,在片中也不见踪迹。有人说,张艺谋把“秋菊打官司”打到了“第二十条”。实际上,2024年的《第二十条》与1992年的《秋菊打官司》都在寻求正义,但故事背景、叙述方式与观众心态已大不相同。


2002年,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英雄》上映,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作品。二十多年过去,《第二十条》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标志?那就是,愈加成熟的中国电影产业不再过度依赖导演的个人风格,而是更加注重集体生产与产业操作。(作者:周才庶,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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